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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王恩维的故事

作者:吉大一院 时间:2019-09-03 00:00:00 编辑:

【撰稿:王育珊 摄影编辑:曲开山 监制:韩东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中华民族在咆哮,炎黄子孙在咆哮!拿起刺刀、长矛,拿起长枪、短炮,“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上个世纪30-40年代,日寇的入侵,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深深地陷入苦海。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民族的苦难,凝聚成全民的呐喊,一种保家卫国的情怀,展示着不屈民族的豪迈气概。抗战八年,曾是多么悲壮的一首史诗,又是多么雄浑的一幅画卷。历史记住了那一刻,人民记住了那一刻。共和国更是记住了那个时代。当我们翻开这位老革命的履历,斑驳的页面浸着沧桑岁月的痕迹。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党委书记佟成涛看望抗战老兵王恩维

今天当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去探望这位抗日的老兵,去探望一位已进入耄耋之年的长者。我们不由得从内心肃然起敬,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他是一位老兵,从抗战的烽火中走来。但当年他却是一名小兵,走进部队才是11岁的年龄。贫困家庭出身,苦难与战火中成长,民族危难时挺身而出,年少也当男子汉。满腔的热血,朴素的感情,奋起抗争的精神,激励着他从娃娃时期就活跃在抵御日寇的第一线。当兵前就参加了儿童团,回想当年,红缨枪、木头棒,扛在肩头满像样,村头站岗勤瞭望,村尾巡逻一趟趟。儿童团中的锻炼,使这些稚嫩的娃娃,在保卫民族危亡中嫩肩担道义,苦难中得到快速成长。当兵后部队就是家,他曾和战友们高唱着“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抗日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就这样他从抗日战场、解放战场,大踏步走进新中国。“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是党的教育指引了他,是部队生活培养了他,是地方工作锻炼了他。是勤奋、努力、不懈拼搏,人生道路滋养了他。岁月,把他磨练成建设国家的栋梁。

王恩维,男,1928年10月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北石龛村的一户贫农家庭。由于父母、舅舅均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受家庭及亲人影响才8岁多(1937年7月)就在本村参加了儿童团少先队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幼小的心灵就受到了“我爱中华”、“还我河山”、“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的爱国思想洗礼。在“好男儿要当兵,走向抗日前线”、“热血青年要奔向抗日战场”、“保卫家乡、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历史大潮下,1939年7月还不满11岁的王恩维就参加了太行一分区平东八路工作团当了一名“小八路”。刚刚当兵由于年龄小就在工作团当勤务员,一天有使不完的劲,送材料、递情报、传达命令...脚不停地在跑;打水、打饭、整理内务、打扫卫生,为战事繁忙的首长和战友们做好生活安排。 由于勤快、认真、机灵,也随着战事伤病员的增多,1941年4月他被分配到太行一分区昔东卫生所做看护员兼司药。司药看似简单,可是在那战争的年代,想搞到一点点药是多么的困难,这些药基本上是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地下工作者购得,再经过千辛万苦经由地下交通偷运过来,在这过程中会与多少同志冒风险,甚至流血牺牲。

所以,当时那个小小的药箱就成了司药的“生命”。特别是遇到鬼子扫荡或部队转移时,拿着药箱就得更加小心翼翼,太行山山高、陡峭,一个十来岁的小兵常常会得到大家的照顾,前面总有人拉一拉,后面的人就帮推一推。保住药箱才能保住大家在生病或受伤的危难时刻有药可用,才能保住队伍上患病、受伤者的康复乃至生命。

几年中为伤病员勤奋地服务的同时,通过不断努力学习知识在增加、人也渐渐地成熟起来。1946年1月刚刚过完17岁生日不久,他就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同年他被调到涉县赤岸太行军区区党委卫生所任司药,当时李雪峰同志是太行军区政委,秦基伟同志也在这里工作,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独立支队司令员。勤快的小司药不但药品管理得好,而且没事就收拾收拾卫生、打扫打扫院子,给首长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李雪峰政委见面总会夸奖“小王,干得很好”。独立的工作能力,勤奋的学习热情、模范的服务态度,得到了同志们的赞誉和领导的认可。 1947年进入到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开始南下,当时部队分给他一匹马,不是用于人骑而是驮药箱,他高兴极了,工作得也更来劲了。就在这时卫生队领导突然告诉他,“你不要继续南下了,交出你的药箱和马匹”,当时他被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真的不知犯了什么错误,一再恳求卫生队领导让他留下,并不断地重复着“哪里做的不好,我一定会好好改正,队长不要让我离开。”但队长只是说 “是司令员和政委停止你南下的”。正在迷茫中军区秘书长来告诉他,“领导决定让你去上大学”。但他还是哀求着,“让我和部队一起南下吧,我要随部队一起去解放全中国”。秘书长说,打仗机会有的是,上大学就只有这一次,这是组织的决定。。

就这样他告别了南下的部队,1947年9月被组织选送到长治潞城北方大学医学院去学习,当了一名军医学员。随着祖国大面积的解放,这些学员也跟着学校在不断搬迁。1948年5月北方大学医学院搬到石家庄, 8月与白求恩医科大学合并,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医科大学。随后,在学校搬入北京(华北医科大学)的那段时间,令他最难忘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典,虽然没能参加上天安门前的集会游行,但做为军医学校的学生他们参加了庆典的保卫工作,直到几十年过去了他还清楚地记得,十一那天他一直在北京东四六条那里站岗,为大会顺利进行做着安全保障。1950年学校搬迁到天津(天津军医大学),3月随着学校的搬迁他也顺利完成学业,本想能回到大部队去,但却被告之留校了,从此,再也没能回到野战部队

1950年6月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战争,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召唤下,刚刚大学毕业的他积极报名请求上前线,就想能走向抗美援朝的战场。

然而,最后还是服从了学校的决定,先后在第一军医大学医政处、卫生科任负责科员。1954年2月中央军委下达了第一、第三军医大学合校的决定,学校迁往长春,重新组合成新的第一军医大学。1954年8月开始在长春第一军医大学学生队做年级主任,先后在52年级、53年级、57年级工作过。他认为那是自己的一段美好、值得回忆时光,由于和学员年龄相仿,不仅思想便于沟通,而且很多兴趣也相似,所以,年级工作也做得风生水起,并和许多同学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同时,也为后续工作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工作能力和基本素养。

1955年部队开始搞正规划建设,全军实行军衔制,经考核,他被授予大尉军衔,并获独立自由奖章和解放奖章。1958年整风运动后期,全军精简机构,部队进行缩编,7月第一军医大学被集体转业移交地方,他和军医大学的全校师生一样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脱下自己心爱的军装。

从1939年开始当小八路,到被组织保送上大学,毕业后从医从教进入到第一军医大学,在部队工作生活了20年,转战祖国南北,从太行山区一直走入到松辽大平原。他深深地感到,是部队培养了自己,是部队熔炼了自己,是部队教育带给了自己的一身正气,这也激励着自己复员后在地方上为祖国建设奋斗不息。

第一军医大学转业后,早期更名为长春医科大学,随后又更名为吉林医科大学。当年他正值年华正茂的时期,部队转业不久(1959年1月)就被学校任命为吉林医科大学卫生科科长。这是一个为全校师生保健的独立单位,也是一个即受全校师生关注,又必须做好服务的后勤保证单位。从小当兵就在卫生部门当战士(司药),因此熟悉这样的工作环境与特点,由于生性勤奋、努力、认真,卫生科工作赢得了师生们的赞誉。由此,他也被推向了新的工作岗位、推向了可发展的更大空间。

1959年9月他被任命为吉林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院副院长兼医教科科长,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在文革前的那段时间里,工作的重点是协助院长和医学院抓医教研工作。最值得骄傲的是当时二院的妇产科、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肤科均在国内小有名气,从南到北每年全国各地都有大量的医护人员来二院进修学习。文革的到来扰乱了全国发展的大好局面、也扰乱了医院的秩序。

    1969年12月他被下放到吉林省延吉县朝阳川公社车城大队,成为了当时所谓的一名“五七”战士。但随着形势的好转,1971年3月被调回吉林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院,任革委会副主任,文革没有结束的这段时间也提倡“抓革命、促生产”,抓好医院的医疗秩序,保证为百姓看好病成为那段时间的主旨。随着文革的结束,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随着“科学春天”到来,随着学校“老同志跑步上岗”政策的实施,也迎来了他自己人生的辉煌时代。

1978年吉林医科大学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恢复了原来的校名-白求恩医科大学,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79年4月王恩维被白求恩医科大学正式任命为第二临床学院院长,此时,正是学校一批文革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校级老干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并且卫生部提出“普遍整顿、重点建设、全面提高”的要求,学校掀起了“拨乱反正”、恢复正常医疗秩序、加强医疗质量管理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由此学院也制定了“三基”训练计划。这个时期真的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很多事情要求恢复到文革前的面貌和水平,起早贪黑抓学院的“正规划建设”成了当时最重要的任务。经过几年的努力,无论门诊医疗秩序、医疗质量,还是病房患者管理、病历书写及质量都得到了极大提升,由此也极大地促进了全体职工抓业务、促学习,更好为患者服务的自觉性,使医院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阶段。

1995年参加中共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第八次代表大会

1995年参加中共白求恩医科大学抗战五十周年座谈会

现在的吉林大学口腔医学院原是第二临床学院的一个优势科室,八十年代初期得到较快发展。为了促进口腔科的进步,紧跟世界发展潮流,当时口腔科主任王化歧教授提出改进基础设施的建议,经学院讨论决定由王恩维院长和王化歧主任到日本考察、订购口腔治疗椅。

踏上日本国后他真是感慨万千,从小参加抗日战争,日本鬼子的恶行曾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仇恨的种子;但这次日本国的考察,他也看到了日本人民的友好、礼貌,看到了日本国的科技进步,同时也坚定了自己抓正规医院建设的决心和信心。在他的规划下口腔科在改革开放早期阶段得到了快速进步,在教学领域成立了口腔医学系,并很快进入到国内同行业的前列,也为日后口腔医学院形成和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1980年开始学院加强了与日本国多个医学院校的学术交流,每年都有多个日本访问团或访问学者来学院眼科、妇产科、口腔科、中医科、针灸科等科室进行交流、访问。

特别是1983年先后有两期日本针灸师研修团(54名)学员到二院学习与实习。同时,先后还有美国、瑞典、意大利、马来西亚等多国的医学院校代表团来二院进行参观访问或学术交流。

从那时起二院也开始加强了与世界各国医学同行的接触,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作为医院之长的王恩维深为二院的快速变化感到心慰。

在担任副院长、院长的20余年中,他最大的感受是部队培养了我、锻炼了我,一身正气为党工作成了毕生的追求。严于律己、严于管理,严于要求,对工作认真、严格也就成为他的基本品格和一生管理工作的基本准则。

多年来在医院管理上他自己觉得一直也就抓了两件大事:一是要求医护人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伤病员服务、为患者服务;后勤要全心全意为前勤服务,要保证临床一线的需求,要让一线的医护人员为减少患者痛苦,保证人民健康能安心工作。二是要求医护人员要关注患者疾苦和经济负担,不要开大方、不要乱检查。正是在他的这种朴实思想影响、教育、培养下,不但学院几代人得到迅速成长,也为形成基本院风奠定了基础。

2005年参加吉林大学纪念抗战60周年座谈会合影

1987年3月中共白求恩医科大学党委调任王恩维为第一临床学院党委书记,他也从业务管理干部转变为一名党务工作者,并于1989年5月离休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领导经常到家看望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离退办主任韩东良与王恩维在白求恩像前合影

王恩维抗战老兵瞻仰长春解放纪念碑

年少戎装太行山,肩头稚嫩正义担。崇山峻岭歼倭寇,穿走林中救伤员。追往事,乐安然,医学奉献几十年。关心百姓扶伤病,争霸群雄医教研。